炎帝、神農傳說與江漢地區考古學文化(尹弘兵)

2019-8-24 09:56| 發布者: 梁剛| 查看: 10395| 評論: 0

  炎帝、神農是中國古史傳說的重要組成部分,炎帝與黃帝一起被奉為中華民族的共同始祖,神農被奉為農業文明的創始人,因此炎帝、神農是中華文明之初源。由于曆經複雜的演變,炎帝神農傳說在國内許多地區均有流傳進入新世紀,随着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各地開始争奪炎帝神農故裡,打造文化旅遊品牌。但上古時代族群,按今人的研究,可分為三大集團:即中原地區的華夏集團、江漢地區的苗蠻集團和海岱地區的東夷集團 [1]。三大族群集團均可與相應的考古學文化區系對應:華夏集團對應的是中原文化,即仰韶文化和中原龍山文化和中原夏商文化;東夷集團對應的是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及夏商時期的嶽石文化;苗蠻集團對應的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後石家河文化。又江漢地區古為三苗(即苗蠻集團)所居,而古史傳說從本質上講,是中原華夏集團的産物。因此炎帝、神農與江漢地區的關系,需要認真論證。本文拟綜合文獻與考古資料,從江漢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變遷與上古族群演替的角度,就炎帝、神農和華夏集團與江漢地區的關系略作考察。

  一、華夏集團在江漢地區的活動

  炎帝又名赤帝,《大戴禮記·五帝德》載黃帝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史記·五帝本紀》則記為軒轅(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可見炎帝即赤帝。

  炎帝為北方系統,屬于華夏集團,與黃帝同為華夏集團最早的首領。《國語》卷10《晉語四》:“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因此炎帝為姜姓,而黃帝為姬姓。炎、黃兩族有密切的關系,《周語下》說:“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後。”可見炎、黃兩族或姬、姜兩姓世為婚姻。

  炎、黃兩族的地望,可以從較可靠的姜水來推定。據《水經注》卷18《渭水》:“岐水又東,迳姜氏城南為姜水。”可見姜水即岐水,按岐水在岐山的南面,今陝西岐山縣的東面,為西出岐山、東過武功、南入渭水的一條小河。學者據此認為,炎帝族最初的發祥地在今陝西境内渭水上遊一帶,而以炎、黃兩族為核心的華夏集團,總括而言,發源于今陝西省的黃土原上,在有史以前順着黃河散布于中國的北方及中部的一部分地區 [2]。

  華夏集團雖然是起源于渭水流域并主要活動在黃河中遊地區,但與漢江流域同樣有着密切的關系。古史傳說中華夏集團的活動軌迹,正好與考古學文化區系中的中原系統:大地灣文化——仰韶文化——中原龍山時期文化的發展狀況相符合。

  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大地灣文化,是在渭河流域發展起來的一支新石器文化,這一支文化并擴展到了漢水上遊地區。大地灣文化最終演變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典型仰韶文化,其地域範圍從渭水流域和漢水上遊擴大到豫西、晉南。不僅如此,新石器時代晚期,仰韶文化獲得了高度的發展,将與大地灣文化同時代的磁山文化、裴李崗文化分布區一并納入,并且擴展到了漢水中遊地區,形成一個“大仰韶文化”或“仰韶文化群”、或“仰韶群體文化”,從而奠定了中原文化的分布格局。囊括整個黃河中遊地區并擴展到漢江流域的仰韶文化群的形成,可能與古史傳說中華夏集團的形成與擴展有關。

  由于仰韶文化的高度發展,漢江中遊地區也成為仰韶文化的地域範圍,這裡分布着仰韶文化群中的下王崗文化,或稱仰韶文化下王崗類型。這一情形表明,在新石器時代,漢江中上遊地區在文化區系上屬于中原文化系統,在族群分布上為華夏集團的活動地域,華夏集團活動範圍的最南端直達漢水中遊的宜城平原北部和随棗走廊 [3],與創造了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的三苗集團相鄰。而炎帝族裔作為華夏集團的重要成員,在屈家嶺文化一統江漢地區以前可能就有部分支裔活動在漢江流域。

  屬于江漢系統的屈家嶺文化興起後,進行了猛烈的擴張,不但在長江中遊地區實現了空前的文化統一,而且向北擴張,占有了漢江中遊北部地區,這時原屬仰韶文化群中的下王崗文化分布區,在三苗的進攻下,華夏集團可能退出了漢江中遊地區。但三苗的北進導緻華夏集團與三苗集團之間爆發了激烈的沖突,沖突的地域主要是在漢江中遊地區。至龍山時代晚期,華夏集團與三苗集團的沖突更加激烈,雙方爆發了大規模的戰争。戰争初期,江漢地區的三苗集團處于上風,居于戰略進攻地位,其勢力從漢江中下遊地區向北發展,占有了原屬中原文化體系(亦即華夏集團)的南陽盆地。但龍山時代晚期,中原地區經過重組後重新占據了上風,最後的結果是三苗集團徹底失敗,從此消失,江漢地區成為中原文化的邊緣組成部分。中原地區龍山時代的煤山文化南下,占有了原屬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的江漢地區,煤山文化與石家河文化融合,從而形成了以煤山文化因素為主的後石家河文化。這在族群上的含義即是華夏集團再次進入江漢地區,整個江漢地區由此成為華夏集團的活動地域。在此過程中,除了中原華夏族群進入漢江流域活動外,原來三苗集團的遺民也改宗中原文化,這些改宗了中原文化的三苗遺民在夏商時期發展成為楚蠻族群 [4]。楚蠻族群雖由三苗遺民發展而來,但因其改宗中原文化,則中原文化的信仰、傳說當亦為楚蠻所遵奉。

  夏商兩代,漢江流域雖然隻是夏商王朝的邊緣部分,但一直是夏商王朝的南土疆域,商王朝更在盤龍城建立了據點,其勢力和影響遠達長江以南。逮至西周,周人從立國之初就開始了對南方地區的經營,徐中舒總結說:“周人自大王居岐以後,即以經營南土為其一貫之國策。”[5] 周人經營江漢地區,可從《太保玉戈》窺其一斑。《太保玉戈》于1902年出土于陝西岐山,其銘文記載:“六月丙寅,王才(在)豐,令大保省南國,帥漢。”[6] 太保即召公,王為成王,帥訓為循,“帥漢”即沿漢水南下,其年代為成王前期,銘文是說成王命太保召公沿漢水南下,召集諸侯向周王朝見。李學勤認為,此事當發生在周公東征平定三監以後,是周王朝鞏固南方統治的一項措施。《詩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7] 可見周初時南土疆界就已達漢水。鄭玄《毛詩譜》亦謂:“至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可見漢江中遊地區在商末周初時就已成為周人的勢力範圍。《左傳》昭公九年記詹桓伯辭晉之言,述及周初時的政治地理格局:“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所言南土諸侯巴、濮、楚、鄧,皆在漢江流域。

  西周晚期,因鄂國叛亂導緻周朝的南方防線瓦解,于是宣王重理疆土,封王舅申伯于南陽盆地,同時改封于南陽盆地的還有同出姜姓的呂國,呂國又稱為甫國,《詩·大雅·崧高》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這是有明确記載的姜姓諸侯進入漢江流域活動。兩周之際,申、呂為南方強國,《國語·鄭語》記史伯于西周亡前對鄭桓公曰:“申、呂方強”。而南遷後申、呂等姜姓諸侯的活動和影響,則可能達到漢江以南的南河流域。南河古名彭水,為古彭國所在,商末周初時,有一支“彭”人在此活動,即《牧誓》八國中的“彭”,西周晚期時猶與姬姓國族通婚,兩周之際時,彭國猶存。《左傳》載楚文王時有令尹彭仲爽,1974年南陽西關發掘了申公彭宇墓,後來又在此地發現楚彭氏家族墓地,現一般認為,彭宇為彭仲爽之子,為楚申縣第一任縣公。彭氏族人入申,或與春秋早期的兼并形勢有關。從文獻中所記楚彭氏之彭仲爽、彭名、彭生和南陽彭氏墓地的發現來看,楚彭氏家族是由彭入申,再由申入彭 [8]。彭氏族人入申,表明南陽申國與漢江以南的彭國當有某種聯系。楚滅申後,彭氏族人彭仲爽受楚文王重用任令尹,“實縣申、息”,其子彭宇為首任申公,彭氏後代亦仕楚為高官,為楚國重要外來宗族 [9]。另南河下遊的谷城縣,其得名傳為因神農在此嘗植百谷,或與曆史上姜姓諸侯在南河流域的活動有關。

  在方城外的許昌,為另一姜姓諸侯許國所在。許國于西周初年已封于此地,春秋時期,許國為鄭所逼,請遷于楚。此後許國輾轉遷徙達六次之多,其中兩次在漢江流域,一次是魯昭公十八年遷于析,故城在今河南西峽縣東北一公裡的蓮花寺崗 [10],另一次是楚靈王時,“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荊焉”[11],靈王遷諸國于荊,當是遷于楚國内地,按春秋時楚核心區在今宜城平原,則諸國所遷之地或在宜城平原附近地區,總之不出漢水中遊。另楚靈王所遷諸國,除申、許為姜姓外,房國舊說為祁姓,然唐蘭先生以為房國應為姜姓 [12],沈國則為姬姓。此次靈王遷諸國于楚國腹地,雖時間不長,平王即位後即複諸國于故地,但也由此可知姬姓、姜姓諸國曾在楚國腹心地區活動。

  楚國興起之後,大力吸收中原文化,并将境内各種來源不同、文化各異的國、族融于一爐,形成了統一的楚人、楚族和楚文化,原來楚國疆域内的楚蠻、淮夷和華夏諸國以及百越的文化也成為楚文化的重要來源與組成部分。到戰國時期,楚國成為戰國七雄,楚文化也成為華夏正統之一。西漢時期,秦、楚文化劇烈碰撞,秦文化與六國文化交融,西漢王朝承秦制、融楚俗,楚文化又成為漢文化的重要來源,最終形成了大一統的漢文化,上古華夏集團在江漢地區所留下的印迹,亦随之融入統一的中華文化之中。

  總之,中原文化在漢江流域的分布、華夏集團在江漢地區的活動,大一統的中華文化的形成,是炎帝神農傳說在漢江地域流傳的曆史與人文背景。

  二、神農與炎帝

  神農是上古時代的“三皇”之一。文獻中三皇有各種說法,但多數說法都有伏羲與神農,可見伏羲與神農确為三皇之一。至于三皇的第三位,則有燧人、有巢、女娲、祝融等各種說法 [13]。

  《周易·系辭下傳》:“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敎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之作……”包犧即伏羲,由這裡可以看出,在古人的觀念中,伏羲、神農、黃帝是三個連續但不同的時代。伏羲“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這是漁獵經濟時代;神農則作耒耜,發明農業、集市,這是農業經濟時代。可見伏羲、神農明顯指前後相繼的漁獵時代和農業時代,而在現代社會科學理論中,人類社會的經濟形态正是從漁獵階段發展到農業階段,正與人類社會生産發展規律正相符合。

  可見,古代文獻中的伏羲氏、神農氏,不但不可簡單地理解為人名,甚至也不可簡單地理解為氏族,而是某種通用的稱呼,非實指。如《莊子·盜跖》謂:“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此處的有巢氏,即是泛指,而非實指氏族名或人名,因為“民皆巢居”顯然是一種普遍的情形,于是巢居之民皆可稱為有巢氏之民,這顯然不是将“氏”理解為“氏族”所能概括得了的。因此古史傳說中的“三皇”不應理解為具體的人或氏族,而應從大的社會曆史時代來看待 [14]。

  從年代上講,神農的年代要遠遠早于炎帝。神農屬于三皇時代,是真正的上古,而炎帝的年代則與黃帝相當,已進入五帝時代。在社會形态上,據《莊子·盜跖》:“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緻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裡。”明白指出神農的時代尚處于母系時代,此時的社會較為平和,而黃帝的時代則不然,已開始出現戰争,并非真正的上古之世。《商君書·畫策》也說:“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可知神農之世,不用甲兵、不用刑政,人民之間無有相害之心,也就是說,社會尚處于較為平等的氏族社會,這屬于典型的原始時代,而黃帝時代則已開始出現征戰、開始出現公共權力,戰争以及進行戰争的組織已成為氏族生活的正常職能,此階段摩爾根、恩格斯謂之“軍事民主制”。

  《越絕書》卷11《越絕外傳記寶劍第十三》載風胡子曰:“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斷樹木為宮室,死而龍臧。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為兵,以伐樹木為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為兵,以鑿伊阙,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于東海。天下通平,治為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大王有聖德。”風胡子此處亦是明确将曆史區分為“以石為兵”、“以玉為兵”、“以銅為兵”和“以鐵為兵”幾個時代,神農屬于“以石為兵”的時代,明确早于“以玉為兵”的黃帝時代。風胡子的曆史分期法由于與現代社會科學理論中的石器時代、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接近,故備受學者重視。這裡有一點要指出的是,風胡子所言之“玉”,并非是現代礦物學意義上的“玉”,《說文》:“玉,石之美者。”因此在上古時代,玉的含義是指磨制精美的石器。從考古學的角度來說,風胡子的“石兵時代”是指從舊石器時代至新石器時代的前期,軒轅、神農、赫胥屬于這個時代。而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出現磨制精美的石器(玉器),即是風胡子的“玉兵時代”,下接的“銅兵時代”即是通常所言的青銅時代。風胡子的“玉兵時代”相當于新石器時代的最晚一段,正處在石器時代與青銅時代之間,而青銅時代已是明确的文明時代,因此風胡子的“玉兵時代”在中華文明起源探索上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新石器時代晚期,考古遺存中正好出現大量的精美玉器,故許多學者主張中國曆史上有一個“玉器時代”。玉器時代是從黃帝到大禹之前,正好相當于古史傳說中的五帝時代。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證實,神農的時代早于炎帝、黃帝的時代。

  神農的時代要早于黃帝,而炎帝與黃帝同時代,因此神農與炎帝非一人。在《史記·封禅書》中有明确的記載:“齊桓公既霸,會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禅雲雲。虙羲封泰山,禅雲雲。神農封泰山,禅雲雲。炎帝封泰山,禅雲雲。黃帝封泰山,禅亭亭。’”這裡是明确将神農與炎帝分開的。

  直到西晉時期,谯周還明确地說:“女娲之後,五十姓至神農;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15] 所言雖有虛飾之詞,但亦明白地透露出神農與炎帝在年代上相距甚遠,二者非同一時代。

  可見在早期文獻中,神農與炎帝是分開的,二者并非一回事。神農代表一個時代,徐旭生考察神農一詞在先秦古書中的含義後指出,“神農與有巢、燧人為同類,是戰國時期的思想家為從社會進步的階段而想出來的指示時代的名詞”,“戰國時期的學術界普遍相信在黃帝以前農業已經發展,成了一個特别的時代。此時人民素樸,和平相處,直至炎帝、黃帝與蚩尤相争鬥,才打破了這個和平空氣。神農一詞就是要指黃帝以前的一個時代。”[16]

  具體而言,神農時代在經濟發展階段上是農業的産生與發展,在社會發展階段上處于母系時代和較為平等的氏族社會時代,尚未出現明顯的社會分化,也就是較為典型的原始社會。這個時期孔子稱為“大同”。先秦時期,各家對于原始社會的一般狀況皆有所描述,而以《禮記·禮運》所言最為全面:“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伏羲、神農之世,及燧人、有巢等上古時代,無疑是屬于這個“大同之世”。

  “大同”之後是“小康”:“今大道既隐,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已。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孔子将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作為小康時代的标志,亦基本與文明時代相符。

  但在明确的文明時代與明确的原始時代之間,有一個過渡時期,今天稱為“文明起源”階段。這一時代從古史傳說來看,始自黃帝。《史記·五帝本紀》曰:“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于是軒轅乃習用幹戈,以征不享,諸侯鹹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鹹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甯居。”可見炎帝是與黃帝、蚩尤同時代,這一時期已是“神農氏世衰”,即處于神農氏之末年,整個社會已不複伏羲、神農時代的和平與安祥,“謀用是作”、“兵由此起”,掠奪與戰争成了社會生活的常态,摩爾根與恩格斯稱之為“軍事民主制”,原始社會開始瓦解,在孔子的角度,就是“大同”之世結束,走向所謂“小康”時代。

  春秋戰國時代,随着思想文化的發展,伏羲、神農這些原本的時代名詞,開始逐漸向氏族名稱的方向發展,在莊子書中,即是有時将神農作為時代,有時又作為人名。據徐旭生考察,當時的學者在此過程中開始注意到氏族的存在,于是神農就與氏族結合起來成為神農氏,但此時作為神農氏族的含義尚不固定,在這一進程中,神農與炎帝逐漸合一。公元前二世紀時,神農與炎帝尚未合戶,合戶的工作大約進行于前第一世紀 [17]。

  張正明先生對神農與炎帝合二為一的曆程進行了詳細的考察,指出神農與炎帝合一大緻經曆了共處、同尊、合并三個階段 [18]。

  戰國時代,五行學說大盛,五行與五方、五色相配,相關的古帝也不得不按五行學說就位,《淮南子·天文訓》就說:“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南方火也,其帝炎帝”。中央為黃色,黃帝是正稱,南方為赤色,因而炎帝别稱赤帝。五行學說把炎帝定于南方後,于是炎帝便與南方流傳的神農傳說聯系起來,這是第一階段:共處。

  周朝建立後,奉炎帝為始祖的姜姓各族陸續被周室封建到淮、漢之間,成為周朝的南土諸侯,于炎帝的傳說開始在淮、漢地區流行開來,而關中地區反而因為姜姓各族的東遷和西周滅亡導緻的重大變故反而不大流傳。南遷到漢水流域的姜姓周人尊奉炎帝,與漢水流域的神農傳說相互影響,這是第二階段:同尊。

  春秋中期以後,楚國席卷漢、淮地區,南遷的周朝諸侯和江漢土著皆為楚國所并,各種來源不同的族群融合成為統一的楚人,在此一過程中,炎帝與神農也逐漸合一,成為炎帝神農氏。這是第三階段:合并。

  合并的過程,大約完成于秦漢之際,炎帝神農氏的稱号始見于成書于秦漢之際的《世本·帝系》,但此說要為公衆普遍接受,還有較長的過程要走。到司馬遷寫《史記》時,對于炎帝與神農的關系仍然說得頗為含糊,兩漢以後,炎帝即神農的說法才成為主流,但仍時有異議,如上文所引晉代學者谯周之言。

  三、炎帝、神農與厲山

  在春秋時代的資料中,農業的發明者是烈山氏之子,名叫柱。《國語·魯語》記春秋時期魯國大夫展禽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記晉太史蔡墨之言:“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稷是農神,由此可知在夏代以前,農神是烈山氏之子柱,受到普遍的祭祀,夏代以後,周人的始祖周棄成為農神,取代了柱的農神地位。夏代建立伴随着劇烈的政治與社會動蕩,烈山氏雖是上古時代農業的發明者,但在此變遷中可能因未能進入夏代的政治架構而邊緣化,失去了農神的地位。但烈山氏的傳說并未因此而消失,仍然保留在社會上,其後裔也并未消失,而是仍有傳承。

  烈山氏這個名稱,可能也與農業起源有關。因為農業要開墾荒地成為農田,上古時代,開墾荒地主要辦法是放火燒山,燒去林草之後才能耕種,後世稱為“刀耕火種”,這是原始時代的農耕技術。而烈山的本意大概就是燒山,《孟子·滕文公上》曰“烈山澤而焚之”,烈,熾也,《說文·火部》:“烈,火猛。”可見烈山即放火燒山。

  《國語》所載展禽之言,大約成書于戰國或漢初的《禮記·祭法》幾乎全文引錄,但是改“烈山”為“厲山”,改“柱”為“農”,鄭玄注說:“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漢書·古今人表》作“列山”、皇甫谧《帝王世紀》“列山”、“烈山”同用。按上古“烈”、“列”、“厲”三字均為月部來紐入聲,讀音相同,故可通用。《楚辭·招魂》:“厲而不爽些”,王逸注:“厲,烈也。”《詩經》:“垂帶而厲”,鄭玄注:“厲字當作烈。”可見厲山、列山、烈山是可以通用的。

  到戰國時期,神農說興起。神農的本意最初可能是農神,《呂氏春秋·季夏紀》:“無發令而幹時以妨神農之事。水潦盛昌,命神農将巡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此語又見于《禮記·月令》,文字小有異同。東漢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昔炎帝神農能殖嘉谷,神而化之,号為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為神農。”鄭玄注《禮記》曰:“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于稼穑”。高、鄭二氏都是将神農作為神來理解。徐旭生認為,在農業開始發展時把土神叫做神農可能是此詞最初的意思,以後才用它表明時代,在神農說興起後,烈山氏的傳說就同神農融合起來,于是出現神農烈山氏 [19]。大約戰國時期,神農作為農神出現後,于是上古時代的農業發明就漸歸于神農名下,于神農作為後起的農神一統農業起源。而東漢末至三國時,鄭玄、韋昭等已将炎帝與烈山氏合一:如鄭玄注《禮記·祭法》曰:“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有烈山氏’”;韋昭注《國語》曰:“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禮(記)·祭法》以烈山為厲山也。”至西晉時皇甫谧作《帝王世紀》,融合戰國以來諸說,将烈山氏與神農、炎帝合一:“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喬氏之女,名女登,為少典妃。遊于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因以氏焉。有聖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神農氏本起于烈山,或時稱之”;“位南方主夏,故曰炎帝。作耒耜,始教民耕農。嘗别草木,令人食谷以代犧牲之命,故号神農,一号魁隗氏,是為農皇”;“魁隗氏又曰連山氏,又曰列山氏”。于是烈山氏、神農、炎帝三者合一,烈山氏遂成為神農之别稱。

  夏代以後,雖然烈山氏失去了農神的地位,但作為上古時期著名的部族,且有發明農業之大功德,因此其後裔在周代仍有幸存,這就是古厲國。周代有二個厲國,一在江漢,一在淮域。江漢地區的厲國,位在随棗走廊一帶。《左傳》桓公十三年(公元前699年)載楚屈瑕伐羅,“楚子使賴人追之”,杜預注:“賴國在義陽随縣。賴人,仕于楚者。”《漢書》卷28上《地理志》南陽郡“随”縣條班固原注:“厲鄉,故厲國也”;顔師古注:“厲讀曰賴”。另《左傳》昭公四年載楚率諸侯之師“滅賴”,而《公羊》、《谷梁》二傳并作“滅厲”,可見厲又作賴,賴國即春秋之厲國。江漢厲國為烈山氏後裔所建,《史記》卷1《五帝本紀》“神農氏世衰”句下《正義》引《括地志》雲:“厲山在随州随縣北百裡,山東有石穴,昔神農生于厲鄉,所謂列山氏也,春秋時為厲國。”江漢古厲國,據徐少華教授考證,故地在今随在随州以北(略偏東)百餘裡的舊殷家店一帶 [20]。

  江漢厲國始見于西周初年,據《太保玉戈》銘文記載:“六月丙寅,王在豐,令太保省南國,帥漢,出殷南,令厲侯辟用,?走百人”[21]。意為太保受周王之令,出行視察南土諸國,到達漢水流域,并與厲侯發生了交往,征用厲侯的役供等。“太保”即周初成康時期輔弼大臣召公奭,時能受命出行南國,說明其還年富力行,當為周初成王時事,戈銘之“王”,應是成王。銘文所載之“厲侯”,陳夢家、江鴻先生認為即《左傳》與《漢志》所載位于随州北境之故厲國 [22]。又宋代出土的“安州六器”之一的《中觯》銘載:“王大省公族于庚,振旅,王賜中馬自厲侯四秉……”[23] 江鴻先生認為:“‘庚’即唐國,……‘厲’即厲國”[24],即周王南巡時于庚(唐)地檢閱公族,并将厲侯所獻的馬轉賜予大臣中。關于安州六器的時代,唐蘭先生認為系西周昭王南征時所作 [25]。周昭王南征時厲侯則向昭王獻馬以助征戰,說明厲國為周室南土諸國之一,具有一定的經濟文化基礎和實力,其受封立國,則當更早。

  [1] 參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

  [2]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42、48頁。

  [3] 宜城曹家樓遺址第一期遺存中有比較明顯的仰韶文化因素,為目前已知的仰韶文化勢力向南分布的最南端。參武漢大學曆史系考古教研室、襄樊市博物館、宜城縣博物館:《湖北宜城曹家樓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88年第1期。

  [4] 劉玉堂、尹弘兵:《楚蠻與早期楚文化》,《湖北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 。

  [5] 徐中舒:《殷周之際史迹之檢讨》,載《徐中舒曆史論文選輯》,中華書局,1998年,第688頁。

  [6] 龐懷靖:《跋太保玉戈》,《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1期。

  [7] 李學勤:《太保玉戈與江漢的開發》,載《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8] 徐少華:《彭器、彭國與楚彭氏考論》,載《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二輯,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2009年。

  [9] 田成方:《東周時期楚國宗族研究》,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

  [10] 徐少華:《周代南土曆史地理與文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04頁。

  [11] 《左傳》昭公十三年。

  [12]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卷4上,昭王總論,中華書局,1986年。

  [13] 許順湛:《五帝時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6頁。

  [14] 許順湛:《五帝時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頁。

  [15] 《禮記·曲禮篇》“太上貴德”節“正義”引。

  [16]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21、226頁。

  [17]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25頁。

  [18] 張正明:《炎帝雜論》,載《炎帝與炎帝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19]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24、229頁。

  [20] 徐少華:《古厲國曆史地理考論》,載《荊楚曆史地理與考古探研》,商務印書館,2010年。

  [21] 龐懷清《跋太保玉戈——兼論召公奭的有關問題》,《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1期。

  [22]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23“太保簋(下)”,《考古學報》第十冊(1955)和(五)之“附記”,《考古學報》1956年第3期;江鴻:《盤龍城與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

  [23] 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錄7,考18,科學出版社,1957年。

  [24] 江鴻:《盤龍城與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

  [25]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卷4上“昭王總論”與卷4下“中方鼎”、“中觯”、“中甗”諸器,中華書局,1986年。

主辦單位:荊門市屈家嶺管理區    承辦單位:屈家嶺管理區新聞中心
聯系電話:0724-7413892    鄂ICP備14012022号-1    技術支持:荊門掌控傳媒有限公司

返回頂部